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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一周书记:文学幻想与……正在改动的年代

作者:admin 发布时间:2019-10-04 06:22:44 浏览次数: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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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思罗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是加拿大文学理论界代表人物,原型批评的创始人,在西方文学研究学界有广泛影响。弗莱终生矢志不渝地为文学辩护、为理论批评辩护,他是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来为之辩护,但是他并没有天真地以为这种辩护和说服对任何人都会有效力。他知道雪莱(Shelley)的《诗的辩护》( A Defense of Poetry)是一篇非常精彩的文章,但是他更明白它不太可能说服那些需要被说服的人,正如我们都知道不可能喊醒一个装睡的人。他在1964年出版的文学理论通俗著作《培养想象》(原作名: The 李公明︱一周书记:文学幻想与……正在改动的年代Educated Imagination,1964;李雪菲译,中国华侨出版社,2019年5月)中提出的这些问题至今仍然是我们无法逃避的:文学在当今世界有什么意义?如何揭穿变得虚伪的日常修辞?想象究竟能如何帮助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弗莱在这本薄薄的小书中以类似讲课的方式讲了六个题目:比喻的动机、教唱的学校、时间中的巨人、通往梦幻之地的钥匙、亚当的顶骨、文才的感召,这些题目本身就有浓郁的文学修辞性,通过讲述在文学阅读中会反复遇见的主题及象征、想象、隐喻等文学手法为读者梳理出一条理解文学的意义、文学与生活关系的路径,并且论述了培养想象在文学及生活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弗莱一再告诫读者不要机械地理解为来源或反映的关系,道理很简单:“文学属于人们建造的世界,而不是人们看到的世界;它属于人的家园,而不是人的生存环境。”(15 页)关键的问题在于人们常常会把文学的主题或内容与文学的形式混为一谈,“我们的原则就是,文学的形式只能来源于其自身,它们不可能存在于文学之外,正如奏鸣曲和赋格这样的音乐形式不可能存在于音乐之外一样。这一原则对于理解我们的文学状况非常重要。”(31页)与此紧密相关的是对诸如像“原创性”或“灵感”的来源的理解,弗莱的看法可谓一针见血:“许多人认为,具有原创性的作家总是直接从生活中得到灵感,只有平庸的或模仿他人的作家才会从书中得到灵感。这完全是胡扯:唯一有价值的灵感就是能李公明︱一周书记:文学幻想与……正在改动的年代澄清写作形式的灵感,而它更可能从已经拥有某种文学形式的东西里得到。”(55页)这对于很多苦于如何从生活中发现具有原创性灵感的创作者来说就是当头棒喝:应该回到文学的传统中去!应该认真地阅读、再阅读!反过来说,也绝不能把文学变成指导生活的教条,所谓“文学是生活的教科书”的说法在弗莱看来是大有问题的,他认为“不论文学在培养想象、扩大词汇方面会有多大帮助,将它直接用来指导人生都会是极其疯狂的教条主义。”(72页)那么,人们应该追问的是文学在当下究竟有何作用?文学之于我们的现实与未来,究竟还有何种更真实、更尖锐的联系?其实这不是一个可以有标准答案的考试题目,它的答案因人而异,尤其是与提问者本人的生存真相和精神性存在的维度紧密相关,它所启示的是需要有接近文学的另一种方式—— 我们必须尽可能接近所有那些在黑暗中产生、在困惑中成形、在痛苦中传递温度的文学文本,我们必须随着这些文本一起尖叫、哭泣或大笑,把我们所有的冷漠与热情、所有的怀疑与想象都在文学文本中找到与现实对峙的坚实阵地,让我们从想象的文本出发去拷问现实与通向未来。

进一步发展下去的论题就是文学在法律面前如何为自己的自主与自由权利辩护。“由于写作中有大量的非自主元素,文学作品不能够被当作像人一样体现了有意识的意愿或意图,因此,不能订立法律来控制它们的行为,认定它们有做某事的倾向或意图。文学作品陷入法律纠纷是因为它们冒犯了某些强大的宗教或政治利益……”(76页)这样说并非否定文学创作者会拥有自己的主观意图,而是试图说明不能像制定法律来约束人的行为那样来制定约束文学的法律(或者是“指导原则”)。

那么,想象的重要性就这样在弗莱关于文学的本体性论述中逐步清晰的呈现出来:“想象赋予我们比通常生活的世界更好的和更坏的世界,并且要求我们持续地同时观看两者。”(80页)在我们早已熟习的那个“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或“没有最坏,只有更坏”的句式中,其实说的就是想象的力量与可能性。关于想象所能达到的经验边界,弗莱的观点非常有启发性:“不论我们在生活中积累了多少经验,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想象所赋予我们的经验维度。只有艺术和科学能做到这点,而在它们当中,又唯有文学给予我们人类想象自身所见的全部深度和广度。”(84页)这种深度和广度在他看来就是在想象中的天堂与地狱的高度与深度,是对人的存在状况与命运的终极启示,他甚至断言“想象是我们全部社会生活的真正基础。”(112页)因此必须“培养想象”,只有借助于想象的翅膀,我们才能学会识别什么是不知羞耻李公明︱一周书记:文学幻想与……正在改动的年代的陈词滥调,才能冲出由愚昧和犬儒交替作用而铸成的思想和语言囚笼,才能配得上拥有自由的语言。其实,想象并非只在文学中显得特别重要。在20世纪40年代,历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就说过,“我把历史看作是一种充满想象力的知识形态”。“事实上,在我看来,历史学家最重要才能就是想象,而非空想,通过想象的力量可以重现历史原貌,以使其他人感受到过去时代/人们的音容笑貌。就如米什莱所言,‘历史就是一种再现。’”(《历史改变形态》,见陈启能、倪为国主编《历史与当下》,226页,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也不仅仅在历史中想象的翅膀显得如此重要,在现实斗争中更是离不开想象所带来的洞察力与灵感。无论是来自历史的或现实的经验都可以证明一个真理:当施于肉体的酷刑和针对思想的管制双管齐下的时候,想象是支撑人性不被击溃的重要力量。

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想象所带来的最严肃的思考与最自由的情感的是鲍勃迪伦(Bob Dylan)唱出来的歌词。那首《时代正在改变》首先是源于在想象中完成的对城市与时代本质的认识,歌词中关于政客、呐喊的人们和街道是关于城市的焦虑与愤怒的想象,诗人由此呼吁人们“不要阻挡在路上”,因为“一场战争正在外面进行/愤怒地进行/并且将撼动你们的窗和墙/因为时代正在改变”。至于那首我们更为熟悉的《答案在风中飘荡》( Blowin' in the Wind),它的追问更是来自想象的力量,那九个问题的答案虽然在注定只能在风中飘荡,但是那些问题本身就是一个时代的政治想象所能达到的最为激动人心的边界。另外有一首被一位资深文学评论家称作“重现的鲍勃体”的小诗,虽然只是对迪伦句式的套用,但是同样具有真实而残酷的想象之追问:“一块石头/要在怀里揣多久/才有点温热//一道亮光/要在黑暗中奔跑多久/才到达彼岸//一滴泪水/要在脸上挂多久/才流到心里//日历上的那一天/要掀多久/才会出现//一个问号/后面要加上多少个感叹号/才会迎来答案!//”正是印证了前述弗莱关于创作的灵感只能来源于文本的分析。弗莱在他的《培养想象》一书中最后说,“想象的世界是真实的世界,是隐藏在我们可甜甜的见的人类社会之后的人类社会的真实形态。这是关于人做过什么,并且可以再做什么的世界,是艺术和科学向我们揭示的世界。这是一个永远不会消逝的世界……”(125页)这是文学想象对“时代正在改变”的回应,我们已经在正在改变的城市与时代中不断得到关于文学想象的力量的最好印证。

A Social History of Maoist China: Conflict and Change, 1949–197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

前几天刚到纽约,一位青年学子给我看两本今年新出版的中国现代史研究著作。匆匆翻阅了一下,觉得均值得一读。德国科隆大学现代中国研究讲座教授文浩(Felix Wemheuer)对国内研究者来说可能已经不陌生,作为把研究重点放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史论域的西方新一代学者,他不但强调对文献资源的掌握,并且力图使对史料的分析更为精准和具有渗透力。他的 Famine Politics in Maoist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4;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7年中译本)无论是有效地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还是扎根于学术研究中的道德勇气都给学界带来深刻的印象。他今年出版的新著 A Social History of Maoist China: Conflict and Change, 1949–1976 (New Approaches to Asian History Book 19,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9)的研究视域比前著更为广阔,历史社会学研究的目标、框架与方法也更为突出和明确。该书共分8章:1,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分类、社会等级和分配;2,新民主与新中国的建立(1949-1952);3,向国家社会主义的转变(1953-1957);4,大跃进(1958-1961);5,从调整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1962-1965);6,早期的文化大革命(1966-1968);7,文化大革命后期(1969-1976);8,毛泽东时代在中国改革中的遗产和延续性。从叙事框架上看是一种历时性研究的视角,几个历史发展与转折阶段的划分与关键词都表明作者具有敏锐而精准的时期划分意识。作者自言该书采用了多层次视角和多种资源以进入那个时代的社会历史,并且力图在评价成就与揭示问题之间保持理性的平衡,从而表现出一种审慎的学术态度。该书的历史社会学视角主要聚焦于那个时代中各种社会成员的身份差别,如阶级身份、性别和城乡户籍,通过对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地方干部和少数民族等群体的分析,揭示在这种身份差异的社会背景中所展开的社会建设与改革的种种努力以及所遭遇的挫折,揭示了这一历史发展中所面临的种种复杂挑战,提醒人们不应忘却那些包含希望与恐惧的历史记忆。值得思考的是,作者从社会史的角度出发强调城乡身份差异性的严重程度与广泛的影响,认为这是比阶级成分的差异性更为重要的社会分类:“在早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差别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有人将其形容为‘二元社会’。到1958年,……城市户口的拥有者能通过国家配发的供应票据以更低的价格购买食物与重要的消费商品。大多数的城镇人口都被组织进入单位体制,并享有社会福利与便宜住房。……然而就食物、衣服布料、住房或医疗等基本生活物资与服务的分配而言,阶级差异的重要程度实际上并不如城乡差异。对于大多数人口而言,身为农村居民意味着被农村和土地所束缚。”(24—25页)无论是从极为丰富的历史史料或是我们这一代人的亲身经历来看,这里的描述基本上是准确的,更重要的是作者在对比研究中所揭示的城乡身份差异与阶级身份差异之间的错位,这的确不是阶级身份的视角所能解释的。但是反过来或许应该指出的是作者对阶级身份差异性的重要性的估计仍然是不足的,没有看到“阶级”的身份政治自从上世纪20年代的共产革命兴起以来就一直是事关革命的动员力量与斗争对象的核心问题。在这个研究议题上,历史学家高华曾经发表过题为《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的专论,李公明︱一周书记:文学幻想与……正在改动的年代但作者在撰写本书的时候似乎并没有注意到这一重要研究文献。

文浩

英国伦敦大学的中国近现代历史和文学教授蓝诗玲(Julia Lovell)今年出版的 Maoism: A Global History(Knopf,2019)是她继《鸦片战争: 毒品、梦想与中国的涅槃》( The Opium War: Drug, Dreams and the Making of China,Picador ,2011;新星出版社,2015年中译本)之后发表的又一部力作,目前正引起学界关注。几年前她来上海做过一场题为“1949年后西方人的毛泽东思想热”的学术讲座,提出要通过跨国对比的角度和研究方法研究上世纪60、70年代西方的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的关注以及不同国家的国情如何影响知识分子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同时也指出在西方知识分子中出现的毛泽东热与毛泽东时代中国现实之间的差异。这部新著可以看作是她目前在这个研究论域中的成果总结,也反映出西方学界在毛泽东研究方面的一些新特征。蓝诗玲在该书展示了她对早期中国革命与毛泽东形象经由西方人之笔对西方和中国本身产生影响的敏感与分析力,该书第二章“红星:革命与书本”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与毛泽东交往的传奇和《红星照耀中国》在西方的传播及其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分析了斯诺这本书的双向开创性影响:对西方人来说塑造了一个首先是爱国者然后才是共产党人的形象;对中国内地知识分子而言则产生了正义的道德召唤力量。虽然这样的观点并非她首创的,但是她把这本书及其影响与全球化联系起来,与所有运用爱国主义、民粹主义政治策略及军事方式进行战斗的人群联系起来,从全球历史的视角分析毛思想在全球传播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余李公明︱一周书记:文学幻想与……正在改动的年代下各章中,作者以广阔的研究视野描述和分析了秘鲁、印度尼西亚、非洲、东南亚、印度和尼泊尔的毛主义现象,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反抗殖民主义运动与毛泽东思想的传播媒介(如简捷有力和生动鲜活的语录体和小红书等)的关系。这是该书的最大亮点:生动地讲述了一个处于封闭语境中的中国如何在全球化语境中输出思想与灵感的故事。当然,除了历史视野之外,作者对于“遗产”与“继承”同样有所论述,但是在我看来这里更多呈现出某种暧昧与复杂的心态——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作者展示了毛主义的全球化现象如何在西方人今天的中国想象中彻底消失,同时也敏感地发现存在某种对于昔日历史的道德虚无主义;像安迪沃霍尔那样的艺术家将其塑造成一个波普艺术偶像,被当作坎普风来处理,从20世纪政治的角度来看是极为罕见的。在全书的结尾,蓝诗玲提到了“有意识地继承”的论题,再次表现出她对现实与未来的某种敏感意识——作者显然意识到有一种深刻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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